黄河水浑浊如泥浆，在壶口附近打着旋儿向下游奔去。我站在岸边，手里握着那根已经磨得发亮的竹竿，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截枯木，心里明白，今天又要下水了。
“老陈，下游三公里处发现一具。”对讲机里传来年轻民警的声音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我应了一声，开始收拾装备。橡胶潜水服已经穿了八年，肘部和膝盖处补了又补。氧气瓶检查完毕，绳索、钩子、防水手电一一装进背包。妻子默默递过来一碗姜汤，我仰头喝下，辣味直冲喉咙。
“小心点。”她说，像过去二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样。
我点点头，没有多余的话。捞尸人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出门前不道别，回家时不报喜。我们这一行，每一次下水都可能回不来。
到达现场时，岸边已经围了一圈人。民警拉起了警戒线，几个年轻的面孔苍白如纸。我拨开人群，看到了水中的目标——一具面朝下的浮尸，随着波浪轻轻晃动，像一片没有重量的落叶。
“男性，大约三十岁，初步判断是溺水，已经泡了至少两天。”法医低声告诉我。
我穿上潜水服，系好安全绳。下水前的最后几秒钟，我总会想起师父的话：“黄河不收无名之魂，我们不是去打捞尸体，是去带迷路的人回家。”
水很冷，即使隔着潜水服也能感觉到刺骨的寒意。能见度几乎为零，我只能靠手摸索。浑浊的水中，各种杂物擦过身体：塑料袋、水草、断裂的树枝。我顺着绳索的方向前进，心中默数着距离。
碰到那具尸体时，我的动作变得极其轻柔。翻转过来，是一张年轻的脸，眼睛微睁，仿佛还在看着什么。我小心地用绳索固定好，向岸上发出信号。
拖拽的过程很慢，我必须避开暗流和水下障碍。二十分钟后，我和“他”一起浮出水面。岸上的人群发出一阵低呼，有人转过头去，有人捂住了嘴。
将尸体交给法医后，我坐在岸边，点了一支烟。手还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害怕，而是寒冷和肾上腺素消退后的自然反应。
“老陈，喝点热水。”年轻的民警递过来一个保温杯。
我接过来，问：“身份确认了吗？”
“口袋里找到一张身份证，已经联系家属了。”
我点点头。有时候，知道名字比不知道更让人难受。
回到家中已是傍晚。妻子帮我脱下潜水服，我冲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，试图洗去身上的河水味和那种挥之不去的寒意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是洗不掉的。
晚饭时，妻子轻声说：“今天那孩子的父母来了，在河边哭晕过去两次。”
我夹菜的手顿了顿，继续吃饭。我们必须学会在死亡面前保持平静，否则早就疯了。
夜里，我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日记本。从1998年第一次跟着师父下水开始，我就养成了记录的习惯。不是记捞了多少具尸体，而是记下那些面孔，那些故事。
“2003年7月12日，女性，约二十五岁，红色上衣，手中紧握一张婴儿照片。后来知道她是产后抑郁，从大桥跳下。照片上的孩子才三个月大。”
“2010年11月3日，男性，六十余岁，衣着整齐，口袋里有一封遗书和两千元钱。遗书上写：‘钱留给捡到我的人，麻烦把我埋了。’”
“2015年4月18日，少年，十六岁，校服还在身上。高考压力太大，留下一句‘我太累了’就消失了。找到他时，他母亲跪在河边磕头，额头都破了。”
每一页都是一个生命的终结，一个家庭的破碎。师父说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也是无数灵魂的归宿。我们的工作，就是让这些灵魂安息，让活着的人得到 closure。
合上日记本，我走到窗前。黄河在月光下静静流淌，千百年来，它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，吞噬了多少眼泪和叹息。
手机突然响起，是队里的电话。
“老陈，上游水库放水，冲下来几具，明天可能得忙一整天。”
“知道了，我五点准时到。”
挂掉电话，我看着沉睡的妻子，轻轻叹了口气。明天，又将有人通过我的手，结束他们最后的漂流。
捞尸人这一行，没有荣耀，没有掌声。我们站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上，每一次下水，都是与死亡的近距离对话。我们带回的不仅是尸体，还有未说完的话，未了结的事，未道别的爱。
黄河依旧奔流，而我们的工作，永无止境。因为只要河流还在流淌，就有人会选择在这里结束，或意外在这里终止。而我们，就是那些连接两岸——生者与死者，过去与现在——的摆渡人。
窗外，天快亮了。我穿上外套，轻轻带上门。新的一天，黄河在等待，那些迷失的灵魂在等待，而我，必须出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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