岸边的根：献给黄河的歌

在黄土高原的褶皱深处，我见过最倔强的根。

岸边的根：献给黄河的歌

那是在晋陕峡谷的岸边，一棵不知名的老树，它的根须从崖壁上垂落，像无数双苍老的手，紧紧抓住赭红色的岩层。有些根已经干枯，却依然保持着抓握的姿态；有些根还活着，在石缝间寻找着稀薄的养分。它们与岩石融为一体，分不清是根在拥抱石头，还是石头在吞噬根。

这些根让我想起黄河岸边的人们。

我的曾祖父就是黄河的纤夫。父亲说，他的脊背像被岁月犁过的土地，一道道深痕里嵌着黄河的泥沙。每当汛期来临，他和其他纤夫们就赤脚踩在滚烫的河滩上，肩膀勒进麻绳，身体几乎贴地，像一群逆流而上的蚂蚁。他们的号子不是唱出来的，是从肺腑深处挤压出来的，低沉、粗粝，混着浪涛声，成为黄河另一种形式的咆哮。

“那时候的黄河啊，”父亲眯起眼睛，“不是现在温顺的模样。它发脾气时，能一夜之间吞掉整个村庄。可它养育我们的时候，又慷慨得让人想哭。”

我见过父亲收藏的一块黄河石，光滑如卵，暗红色的纹路像凝固的血脉。他说这是曾祖父留下的唯一遗物——不是纪念品，而是压舱石。纤夫的木船需要这样的石头保持平衡，就像他们的人生需要某种沉重的东西来对抗命运的颠簸。

黄河改道过二十六次。每一次改道，都意味着岸边村庄的迁徙。人们拆掉土坯房，带上祖先的牌位，赶着牛羊，寻找新的岸边。他们在新的土地上打下木桩，第一件事不是盖房子，而是种树。柳树、槐树、杨树，什么容易活就种什么。树的根往深处扎，人的根往时间里扎。

奶奶是裹着小脚走过三次迁徙的女人。她常说：“黄河水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”她的柜子里永远放着一个小布袋，里面装着三种土：娘家村头的土，第一个婆家的土，现在住处的土。她说如果有一天要走了，就抓一把脚下的土添进去。

“土和土是不一样的，”她神秘地低语，“吸饱了黄河水的土，有种特别的腥气，那是活着的味道。”

我在城市读书时，曾羞于承认自己来自黄河岸边。同学们谈论咖啡的产地、红酒的年份，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浑浊的河水，和那些皮肤皲裂、指甲缝里永远有泥沙的乡亲。直到那个春天，教授在课上讲到“文明的根系”，我突然站了起来。

“黄河岸边的根，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，“不是扎在土里，是扎在时间里。四千年前扎下的根，今天还在生长。”

教室里安静极了。我讲述了崖壁上的树根，讲述了纤夫的号子，讲述了奶奶的三种土。最后我说：“我们可能贫穷，可能土气，但我们的根穿过厚厚的黄土层，触碰到的是这个民族最早的脉搏。”

毕业后我选择回去。不是作为衣锦还乡的游子，而是作为一根新的须根，想要触摸母亲河的体温。

现在的黄河岸边建起了堤坝，纤夫的号子变成了旅游表演，老槐树下装上了景观灯。但有些东西没有变：春天开河时冰凌撞击的轰响，雨季来临前空气中特殊的湿润，还有老人们望着河面时那种深邃的眼神——仿佛他们看的不是水，而是一部流动的家谱。

我参与了一个保护古村落的项目。在测绘一座即将坍塌的老屋时，在墙基深处发现了一个陶罐，里面装着已经碳化的谷种。考古学家说，这可能是明清时期先民留下的“根基种”——迁徙时带走，安定后埋下，象征着在新的土地延续血脉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：黄河的儿女，从来不是被动地依附于土地，而是主动地将自己变成土地的一部分。我们的根不仅是吸收养分，更是创造土壤。

去年汛期，我站在加固过的堤坝上，看浑浊的河水奔腾东去。一个放羊的老人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个烤红薯。我们并肩坐着，他指着对岸说：“我太爷爷那辈，河还在那边山脚下。”

“您想过离开吗？”我问。

他笑了，缺了门牙的嘴像一个小小的山洞：“往哪儿离？我的根在这里。”他用手捶捶胸口，“这儿，都是黄河水泡过的。”

夕阳西下，河面铺上一层碎金。远处传来隐约的民歌，不是表演，是真正的牧羊人在唱。歌词听不真切，但调子一起，你就知道这声音只能属于黄河——有泥沙的质感，有九曲回肠的转折，有一种认命般的坦然和不肯认命的倔强。

我脚下的堤坝深处，钢筋水泥包裹着古老的夯土。而更深处，是无数个世代留下的生活印记：孩童的乳牙，女人的发簪，男人的烟袋锅，还有那些永远沉默的、碳化的种子。

黄河还在流淌，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，也携带着时间。岸边的根，有的已经化石，有的刚刚萌发。但所有根的方向都是一致的：向下，向深处，向着这条大河奔涌而来的方向。

因为知道从哪里来，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

这大概就是根的意义——不是束缚，而是连接。连接着过去与未来，连接着个体与永恒，连接着每一次心跳与这条古老河流的奔涌。

而我，不过是无数根须中细小的一缕。当夜风拂过河面，我会和崖壁上那些倔强的根一起，轻轻颤动。

捞尸人的黄河日记：每一次下水，都是与死亡的近距离对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