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纸扎店开在城南老巷深处，门楣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木匾，上面用墨笔写着“往生斋”三个字。这条巷子白天少有人来，到了夜晚却常有脚步声在青石板路上响起。三十年前，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这门手艺时，他告诉我：“咱们这行当，做的是阴阳两界的生意。”
头几年，我只当这是句唬人的话。直到那个雨夜，一位穿旗袍的女子撑着油纸伞走进店里。雨水顺着伞沿滴落，却在地面留下水渍。她要我扎一座带花园的洋楼，细到每扇窗户都要能推开。我按她的要求做了七天，完工那晚，她付给我一叠民国时期的旧钞。第二天我去银行兑换，工作人员看着那些早已停止流通的钞票，眼神古怪。
自那以后，我开始留意店里的“特殊客人”。他们大多在子时前后出现，衣着打扮跨越不同年代，有的甚至穿着前朝的服饰。他们从不多话，只是静静描述想要的东西：一座纸桥、一匹白马、一艘乌篷船，或是一整套家具电器。奇怪的是，他们从不还价，付的钱币也五花八门——铜钱、银元、甚至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古币。
最让我难忘的是十年前的中元节。那晚月明星稀，一位白发老翁拄着拐杖进来，要我扎三十六盏莲花灯。他说要在子时三刻前完工，因为要赶着去河边放灯。我连夜赶制，手指被竹篾划破了好几处。老翁接过莲花灯时，突然说：“年轻人，你祖父曾为我扎过娶亲的花轿。”我愣在原地——那该是八十年前的事了。他留下一个锦囊，“若遇难处，打开它。”
三年前，我真的遇到了难处。开发商要拆这条老街，我的往生斋也在拆迁范围内。无论我如何解释这店的特殊性，都没人相信。就在推土机开进巷口的前夜，我打开了那个锦囊，里面只有一张黄纸，写着：“戌时三刻，闭门谢客。”
我照做了。那晚狂风大作，整条巷子的门窗都在响。第二天清晨，开发商负责人匆匆赶来，面色苍白地说计划有变，这条巷子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后来我听人说，那晚所有参与拆迁的人，都做了同一个梦：无数看不清面容的人站在巷口，沉默地守护着这片老屋。
如今我年近花甲，开始物色传人。这手艺不好学，不仅要有一双巧手，更要有颗敬畏之心。上周来了个年轻人，说是美院毕业，想学传统纸扎。我让他先扎一盏最简单的灯笼。他做得精美绝伦，却在最后用红笔在灯笼上题了自己的名字。
我摇摇头，把灯笼拆了重做。“记住，”我对失望的年轻人说，“咱们扎的东西，都是要送走的。不能留名，不能留念想。这些物件通往哪里，我们不过问；谁收到了它们，我们不知道。这是规矩，也是保护。”
昨夜又有一位客人来访，穿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装。他要我扎一辆自行车，说想再骑一次年轻时上班的路。我扎车的时候，他絮絮叨叨说着工厂里的事，说到动情处，眼角有泪光闪动。完工时已是凌晨，他推着纸自行车消失在巷口雾气中，铃铛声清脆悠长。
三十年过去了，我渐渐明白父亲那句话的真意。往生斋确实开在阴阳交界处——不是地理上的，而是人心里的那个交界。生者借这些纸扎寄托哀思，逝者借这些物件了却遗憾。而我，不过是个手艺人，用竹篾和彩纸，在记忆与遗忘之间，搭一座小小的桥。
巷口的梧桐叶又黄了，再过些时日，中元节将至，店里又会忙碌起来。我摩挲着手中光滑的竹篾，心想：也许再过三十年，这条巷子、这家店、这门手艺都会消失。但只要还有人记得，只要还有未了的心愿，总需要有人坐在昏黄的灯下，将思念扎成具体的形状。
夜风穿堂而过，吹动了墙上挂着的纸风筝。我起身关上半掩的木门，留一盏灯在柜台亮着——万一今晚，又有客人需要一盏灯笼照路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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