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走过的路：从战火年代到平凡日常的生命轨迹

凌晨四点，城市还在沉睡。李卫国已经穿戴整齐，站在阳台上望着东方渐白的天际。这个习惯，他保持了整整六十年。妻子还在熟睡，厨房里飘出昨夜熬好的小米粥香气。他轻轻关上门，沿着熟悉的街道开始晨跑。每一步踏在柏油路上，都让他想起另一条路——那条泥泞、布满弹坑、通向未知的抗战之路。

1938年的春天，十六岁的李卫国还叫李狗剩。家乡被日军占领的那个清晨，他正在村口放牛。炮弹落下来时，老黄牛惊得挣脱缰绳，他追着牛跑进山林，回头看见村庄已成火海。三天后，他在山坳里遇到一支撤退的部队，连长看着他瘦小的身子问：“怕死吗？”他摇头。从此，李狗剩成了通讯兵小李。

战火中的路是用命铺出来的。李卫国记得最清楚的是1942年那次传递情报。他必须在午夜前将密信送到三十里外的指挥部。路上要穿过两道封锁线，一片雷区。月光很暗，他几乎是爬着前进。经过一片玉米地时，突然听见日本兵的皮靴声。他屏住呼吸趴在田沟里，泥水漫过胸口，蚂蟥钻进裤腿。那一刻，他想起了母亲做的玉米饼，热乎乎的，带着柴火的香气。皮靴声渐渐远去，他继续向前爬，手掌被碎石割得血肉模糊。黎明时分，当他将完好无损的情报交给团长时，才发现左腿被弹片划开了一道口子，血已经凝固在裤子上。

“那时候不觉得疼，”如今九十六岁的李卫国坐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，对围坐的孩子们说，“只想着任务完成了。”孩子们睁大眼睛，看着他卷起裤腿，那道疤痕像一条蜈蚣，静静地趴在小腿上。

1949年，李狗剩正式改名李卫国。他随着部队南下，一路打到海南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组织上安排他到地方工作。领导找他谈话：“小李啊，你是功臣，想去哪个部门？”他想了想说：“我想修路。”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解释：“这些年走了太多难走的路，我想让以后的人走好路。”

于是，曾经的战斗英雄成了筑路工人。1952年，他参与修建第一条出省公路。没有机械设备，全靠人力。他和工友们用铁锹、镐头，一尺一尺地开拓。最艰难的是开凿隧道，锤子砸在钢钎上，虎口震裂了，缠上布条继续干。有一次塌方，他推开两个年轻工人，自己被埋了半截身子。救出来后，他在医院躺了半个月，不等痊愈又回到工地。妻子哭着劝他别这么拼命，他说：“这和打仗比起来，算得了什么？”

这条路修了三年。通车那天，李卫国站在山顶，看着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，突然蹲在地上哭了。工友们不知所措，只有他自己知道——这条路连接的两个县城，正是当年他传递情报时经过的地方。那时需要摸黑爬一夜的山路，现在汽车两小时就能到达。

此后的几十年，李卫国参与修建了七条公路、三座大桥。他总说：“路是国家的血脉，血脉通了，国家才能活起来。”1985年退休时，他的最后一任领导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老李啊，你这一辈子，真是从枪杆子到镐头，没离开过‘路’。”

退休后的生活平淡如水。李卫国每天早晨跑步，上午读报，下午和邻居下棋。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新建的立交桥，站在桥下看车流如织。孙子问他：“爷爷，你打过仗，修过路，最骄傲的是哪件事？”他想了想说：“最骄傲的是，我走过的每条路，后来的人都走得比我好。”

2015年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，社区请李卫国去给年轻人讲历史。他穿上珍藏多年的旧军装，勋章擦得锃亮。讲台上，他看着台下青春的面孔，突然有些恍惚。那些牺牲的战友，那些一起修路的工友，一张张脸从记忆深处浮现。他说：“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个走过了很长路的人。从战火走到和平，从荒芜走到繁华。这条路，不是我一个人走出来的。”

活动结束，一个大学生问他：“李爷爷，您觉得我们这代人能走好未来的路吗？”李卫国拍拍年轻人的肩膀：“路都是人走出来的。我们那代人的路不好走，所以拼命想让你们的路好走些。现在轮到你们了，记住——好走的路都是前人铺的，更好的路要靠你们去铺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夕阳把街道染成金色。李卫国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踏得实实在在。这条他参与修建的街道，如今绿树成荫，商铺林立。路过小学时，孩子们正排队放学，红领巾在风中飘扬。他停下脚步，看了很久。

晚饭时，妻子做了他最爱吃的红烧肉。电视里播放着国庆阅兵的新闻，新型战车驶过长安街。李卫国放下筷子，盯着屏幕。妻子问：“想起以前了？”他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夜深了，李卫国又一次站到阳台上。城市灯火璀璨，远处新建的高架桥如彩虹横跨夜空。他想起十六岁那个逃出家门的夜晚，也是这样望着天空，但那时天上只有硝烟，没有星光。

从战火到工地，从荒原到城市，这条路他走了八十年。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节点上，每一个脚印都被时代覆盖，但每一步都通向今天——这个他曾经用生命想象的和平的、平凡的今天。

明天凌晨四点，他还会准时醒来，还会去跑步。这条路他还要继续走下去，用他九十六岁依然稳健的步伐，走在这片他深爱的、为之战斗过、建设过的土地上。而在他身后，无数条路正在延伸，无数双脚正在前行，走向他看不见的、但一定更加明亮的远方。